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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除隔断需综合考量 基层治理要将民生放在首位

时间:2020-07-30 13:35:46 | 来源:中国经济网

近几年,在国家“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”政策指导下,我国住房租赁行取得了蓬勃发展。然而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,一二线城市逐渐出现了房源供给不足的短板。因此,上海、成都、武汉、杭州等地先后出台有关政策,通过对“N+1”房源隔断规范化管理的方式,来进一步满足日益增长的租房需求。

所谓“N+1”,是指在一定标准下将客厅或主卧改造后,作为一间房单独出租使用,同时在居住面积、消防条件、建筑要求上有多项标准。这类房源一般具有采光好、面积大等特点,成为大多数租客的首选。

从发展的角度看,“N+1”的出现有效增加了城市租赁住房供给量、对稳定租金价格、提高整套房屋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。进一步来说,“N+1”缓解了年轻人租房压力,为城市留住人才、提升城市活力和竞争力具有贡献价值。

与上述城市不同的是,作为有着同样巨大租房需求的一线、新一线城市市场,如北京、深圳、济南等,目前“N+1”出租模式尚未得到官方明确。同时在部分城市基层治理中,将“N+1”与黑中介群租房混为一谈,出现了“一刀切”式的拆除方式。

“N+1”不是群租房,“一刀切”或致供需失衡、房租上涨

相关数据显示,我国租赁人口预计在2022年达到2.4亿人,但当前租住需求与房屋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。

而随着“N+1”的无序被迫拆除,不仅更加拉大了供需缺口,也由此产生更多难以满足的租住需求。从另一方面分析,原有3居室的租房成本,拆除隔断后由2居室租客承担房租,在无形中增加了租房成本。

笔者近期在走访中发现,多城多地区集中出现了“N+1”房源隔断在未通知的前提下被迫拆除的情况。对于此情况,不少租客表示“心情复杂”。

其中,被拆除的租客认为“基层政府对年轻人并不友好,强拆的方式让我们没有尊严和隐私可言,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。”而对于被拆房源中的剩余租客而言,“少了一间房,租金上涨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,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。”在走访过程中,甚至有租客打趣说“不排除去租群租房的可能,因为群租房似乎更隐蔽,反而不容易被拆。”

对于拆除现象,业内专家表示:“治理隔断房的初衷,是为了保障租客的安全,政府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群租房,并非N+1,两者不能一概而论。”同时,该专家对群租房作了具体介绍,即在无标准、无规则状态下,将住宅的公共空间包括阳台、卫生间、厨房甚至地下室分割成若干小间,分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。一般情况下,群租房的租住人群较多,人均面积低于5平方米,甚至不具备最基础的生活设施,安全性能极差。

时评人浩骞认为,“N+1”和群租房,虽然同属隔断模式,但有本质区别。前者提供的品质化、安全化居住条件,符合年轻人当下的租房需求,而后者则长期处于野蛮无序生长状态。财经评论员江瀚曾发文表示,拆隔断目的在于维护租房市场秩序,但实际执行中的“一刀切”往往对于真正“小、散、乱”的群租房与机构管理的“N+1”房源没有加以区分,在租房缺口不断拉大的现实问题下,此举是否为最佳方案,是否合理考量社会人员必须的租住问题,还持存疑态度。

拆除“N+1”对群租房治理效果不明显

针对近期部分地区“N+1”拆除事件,不禁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三方面讨论。第一,拆除“N+1”对群租房治理有多大意义?第二,拆除以后的租客去哪?第三,机构平台是否有补偿措施?

笔者认为,第一,在拆除“N+1”对于群租房治理方面,其实并无明显意义。而对于为何拿“N+1”率先“开刀”,不难猜测,一方面相比藏在暗处的黑中介群租房,机构化的房源更便于治理,另一方面基层“大干快上”的执行作风没有细化区分,更多的在于保证其工作业绩。而在北京某处的一位基层工作者告诉笔者,“目前N+1是拆了不少,但群租房因为房源无备案、黑中介的警惕性较高,目前还没排查出具体地点。”

对此,笔者想强调的是,隔断房的治理要综合考量利弊,在积极落实相关指导意见的基础上,其整治措施应讲究方式方法、精准施策,尤其是基层执行时要将“N+1”与群租房划清界限、逐一排查,切勿以懒政怠政态度“一刀切”。

第二,对于确要拆除的“N+1”房源,基层治理要将民生放在首位,要在“事先沟通、事中安抚、事后跟进”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拆除工作。“突然袭击”式的拆除方式,对租客来说无疑是“当头一棒”,使其不得不面临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受损、暂无定所、找房搬家等一系列持续性问题。这不仅会降低大众对政府部门的好感度、信任感,甚者可能因涉及租客、业主、机构等各方利益引起群诉群访行为,造成公共事件。

第三,机构化平台的优势在于“租期有保障、涉诉有回访”。笔者在走访中发现,受“N+1”拆除影响的租客,机构基本上都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跟进,提供“无责退租、换租”等措施,并协助找房、搬家,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相应补偿。而选择非专业机构的租客,其中不乏有黑中介“卷款跑路”的情况,使原房主、租客产生纠纷事件。但这并不意味着,机构化平台没有损失。一方面在实际业务上,会因强拆产生装修、维修、空置等成本,另一方面会对用户产生违约、安抚、临时安置等非常规支出。

总的来看,在当前供需结构上,“N+1”的确有实实在在的实际需求基础,但“一刀切”的治理方式与“大力发展住房租赁”的指导意见背道而驰,也并未达到“专项整治黑中介”要求的最终目的。

笔者认为,基层部门、行业企业不仅要响应号召,更要读懂政策、理解政策,要以有效增加房源供给,为城市租住群体解决租房难题、痛点为主轴,以适时可行的方式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,而不要因刻意执法将租住需求“拒之门外”,造成不必要的群众损失和管理失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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